

我经常梦见寻找厕所。
在梦里,经常找不到厕所。身体绷紧的那种焦虑中,还藏有羞耻感。如此尿急附近却没有厕所,意味着自己做错了事:不该喝那么多水,不该坐那么久,不该没找到厕所就睡下。
更可怕的是,在梦里找到了厕所。那些在梦里找到了的厕所,都是我的童年创伤。就像我少年时在北京胡同见过的公厕,避无可避,躲无可躲,蛮横地堆积排泄物,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安徽老家农村土厕固然不干净,但囿于泥土包裹,闻起来究竟是泥土气息更多一些;植物覆盖着,光影之间也斑驳着各种形状。但胡同里的厕所可不管这些,脏到连苍蝇都嫌弃,发酵后的尿素气味直冲天灵盖。
从梦里醒来,在这个现实中,在城市中上厕所,也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从农村来城市生活的我,最难以改变的是适应马桶。坐着,怎么拉得出来?城市长大的朋友们,永远不会理解马桶对我来说有多奇怪:不怕沾到自己吗?在安徽农村,我们尽可能让屁股离茅坑远远的,绝不能沾到一点点。
出门在外,需要寻找公共厕所时,我就特别强烈拥抱自己的男性身份。这个身份如此清晰,明白无误地指示了上厕所应去到的所在,可以确保不会走错。在需要大小便的时候,我毫无疑问地知道接受男性的社会标签。反过来说,对不接受自己指派性别的人来说,上厕所该是多么麻烦的事!
虽然上厕所看似是私密行为,但公共厕所中的公共价值,却比任何城市构建的密度都要更高。但在城市里,人和人挨得如此之近,近到每一个姿势,都会影响到别的人,从而具有了“公共价值”。
维持一个场所,让人安全又卫生地排泄,需要许多资源,既要有经济投入,也要有公众参与。这几年,北京的公共厕所慢慢改观,不再那么肮脏了。但在许多方面,厕所的建设,仍然缺乏公众参与。比如,很多公共建筑中,我们很容易看到,男厕所门可罗雀,女厕所大排长龙。即便是很多新兴的公共建筑,也不能免于这一现象,这显然是在建设时公众参与不足造成的。
就我而言,在公共厕所里,我会仔细寻找蹲坑和小便器,没有选择的时候,才会使用马桶。
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,我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。酒吧的厕所里,只有一个马桶。墙上写着:务必坐着尿尿!我想了很久,还是站着尿了尿,然后用纸巾擦拭了马桶边沿,才离开。没一会儿,一位长发飘逸的店员走了出来,对着我们大声说:刚才谁站着用洗手间了?我们这里是禁止的!我作弊被抓住了,盯着这位长发店员看,想说是我,但他从我面前飘过,可能没看见我。
后来,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,我看到了同样的的规则。我站在这个洗手间里,想了很久,只是洗了手,就出去了。
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坐着尿尿呢?我也不知道,大概只是积习难改。我想要自由,也想要这自由来得轻松,不必战斗。我想要实现公共价值,也想着这公共价值的实现,不以改造我的习惯为前提。
我把上厕所遇到的这些事,关于站着尿尿的困恼,告诉一对年轻朋友,我曾经去二人家中做客。女孩惊讶不已,说:
我默认你是一个进步男性,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,你现在告诉我你在我家里站着尿尿,我好吃惊啊,难以相信!
男生好多年来,都是坐着尿尿。我问他,有什么感受。他说:
以前没试过,不知道。试过一次就爱上了,又干净,又省力,还解放双手,简直是完美方案。
我听了觉得受启发。
过了半天,我想起一些事,就追问二人:在里面怎么上厕所的?
男生说,一进去,我们监室的班长就告诉我们说,站着尿会溅得到处都是,都得蹲着尿。所以我们都蹲着尿。结果只有这个班长,自己站着尿,果然溅得到处都是。
二人先后住过两家看守所。女生说,第一家看守所,不仅上厕所环境好,而且上厕所不限制时间,所以她经常在上厕所时读书,其中一本是周濂《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》,在厕所里读了如此多遍,以至于她许多段落都背了下来,尤其是关于罗素的部分,在厕所里边读边哭:
免于恐惧的自由,正是罗素所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。这一切高压行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罗素:政府并不认为他的抗议活动是无效的。
当然,在里面上厕所,最受欢迎的物品,不是书,而是开塞露,她说。
他也同意。在他的监室里,开塞露最紧俏,根本要不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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